礼拜三夜里九点四十，李扬从城东回来，把两张纸铺在台子中间。

“经侦上午回的话。”他说，“辛立本那张卡，礼拜二下午两点五十一在城东一台取款机上取了两千。三点零六又划走六十，收单是一家通讯代办点，跟那台取款机隔一条街。两笔走完，卡上剩八块四。”

“我下午过去了。”李扬把底下那张翻上来，“三点十一，同一个身份证在那家店登记了新号。”

“旧号呢。”

“就是上礼拜六我打给他的那个。”李扬说，“关机。”

“柜台上那个人记得他，笔录做了。”他又说，“他先问能不能不拿证办。人家说不行。他出去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又进来把证掏了出来。”

“新号打过什么。”傅雪蘅问。

“就一个号。”李扬说，“函下午从那儿就发了，详单夜里回的。礼拜二下午三点十七头一遍，到今天夜里四十四遍，都没接通。”

“那个号是谁的。”

“三年前八月开的户，机主一块儿问的，登记人不是辛立本。”李扬说，“马蹄乡另一个村的，七十一岁。同年十二月停机，到今天没再登记过。”

苏晓棠把笔搁下了。

“第四个。”

“拘留证今晚报上去。”傅雪蘅说。

“按哪一条写。”苏晓棠问。

“有毁灭证据、串供的可能。”韩东升说，“取空卡、换号、两天四十四遍找同一个人，三样写在一处。”

“他要是找不着人呢。”李扬说。

“找不着才要抓。”傅雪蘅说，“他找着了，我们就晚了。”

礼拜四早上七点四十，苏晓棠把那份说明写完，推到台子中间。

“上礼拜六他是证人，今天要按嫌疑人带走。”韩东升说，“中间这一段，程序上得有个交代入卷。”

傅雪蘅从头看到末一行，在底下自己添了一句，“礼拜六是我让他走的”，才签字。

“其实这一句可以不写。”韩东升说。

“写上。”

九点二十，城东，老纺织厂家属院。三零二在三楼东头。

“在家。”房东两只手插在袖子里，“早上六点多他提着个编织袋下楼，走到楼门口又提上去了。”

“这两年他跟你提过要搬没有。”韩东升问。

“没提过。上个月的房租还是他自己送上来的。”

“搜查得有见证人。”韩东升说，“你跟着上去。”

门开了一条缝。

“辛立本。”韩东升把拘留证举到他跟前，从头念到尾。

辛立本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，又戴回去，把门拉开，在底下签了名，捺了指印。

“进来吧。”

“人身跟随身的东西现在搜。”韩东升说，“执行拘留遇上紧急情况，不另用搜查证。屋里别处一样不动，等证下来再进。”

编织袋在门后头靠着。苏晓棠戴上手套解开袋口，拿一样报一样，李扬在本子上记。里头是两件衣服，一双胶鞋，还有个塑料袋，装着身份证、一张银行卡、现金一千八百二。辛立本上衣口袋里还有一部手机，一并入了清单。

清单递过去，房东先签，辛立本跟着签完，把笔放下了。

“那三个名字，又不是我写的。”

韩东升把本子翻开，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，添上时间，合上。

下楼的时候傅雪蘅在楼门口站着。辛立本走到台阶上，看见她，站住了。

“礼拜六是你让我走的。”

“是。”傅雪蘅往边上让开半步。

十点四十回到市局。韩东升把本子翻开，摆到台子中间。

“这一句是他自己说的。到今天为止，没有人跟他提过那三张委托书。”

周正堂把老花镜戴上，凑近看了那一行，看完又摘下来。

“他说的是三个。”

“手机上的拨出记录先取了一份。”李扬说，“今天早上他又打了三遍。六点四十七、七点二十六、八点零二。”